更能彰顯新聞報道媒體複雜性的,則是2015年改編自橫山秀夫短篇小說的《昭和六十四年》:主人公三上義信是警方的「廣報官」,也就是天天與本報記者打交道的新聞報道發言人;從他的角度出發,觀眾們所以會覺得探聽保密信息的本報記者太沒底線,為的是獨家新聞報道不顧人命。
但,較之起好萊塢近幾年的《焦點追擊》(Spotlight)、《戰雲密報》(The Post)、《追擊黑水真相》(Dark Waters)、《新聞編輯室》(The Newsroom)等經典作品,韓國影視製作中關於新聞媒體怎樣監督霸權、抨擊中央政府的故事情節較為罕見,更多是圍繞新聞媒體的倫理道德問題大做文章。
「特定秘密保護法」註解:
但是,若從本報記者的角度出發,當警方不敢發佈嫌犯真實身分,可能將是因為該嫌犯是達官顯貴;為的是保障社會公眾的知情權,不斷質問那些不暢銷的問題恰恰是新聞媒體職責所在。
「無國界記者」組織今年公佈的世界新聞報道自由度調查報告中,韓國比去年的位列再次上升一名,在180個國家與省份中排第67位。究其原因,調查報告表示在民族主義者左翼思潮負面影響下,韓國群眾對本報記者的信任度不高,抨擊中央政府的本報記者時常在社交新聞媒體遭遇無端反擊,新聞媒體也常自我審核;那些情形在新總理就任後也沒能有效改善——「在社會習俗與經濟利益的阻撓下,記者無法充分承擔作為權力監督機構的職責」。
遊走在光明與黑暗之間的本報記者,不見得是永遠的公義使臣,但社會仍須要本報記者向大眾傳遞真相。圖為加藤詩織於高等法院外拿著寫有「勝訴」的口號,剖白:「這不是結束……我必須想辦法處理自己的傷口……我還活着。」(法新社)
隨著故事情節的進展,我們獲知那些互聯網社會輿論事實上受到中央政府內閣情報部門調研室的操控。故事情節主線則是松本追蹤調查中央政府促進成立的第一所新學院,這似乎影射2017年安倍晉三內閣的森友學園與加計學園弊案,當時望月本人也曾在中央政府的虛與委蛇之下窮追猛打,大力推進重啟調查。電影尖銳的政治抨擊更讓人警醒,其中中央政府對新聞媒體的壓制與藉助也在現實生活中有跡可循。
韓國為保護與國家內政及安全保障相關的國家機密情報部門,2013年通過了《特定秘密保護法》。官方則表示在日漸嚴峻的國際局勢下,須避免相關韓國安保的情報部門,尤其是祕密情報部門的洩漏,以保證國家和國民的安全。
白石和彌在2013年主演的《兇惡》,佐藤孝之飾演的本報記者藤井修一獨力調查並揭發了連環命案背後的主使。電影最後卻對英雄般的主人公展開拷問:為什麼本報記者會對命案的調查如此著迷?這到底是同情心,還是對他們生活困局的逃避與否定?
本報記者那個職業並不能自動帶來光環。早在黑澤明1950年的經典作品《醜聞》中,就有製造虛假新聞報道的狗仔本報記者形像。2016年公映的《型人狗仔隊》,福山雅治飾演的主人公是一個渾噩度日、以偷窺明星私生活居多業的狗仔,只是在故事情節中陰錯陽差地喚起新聞報道理想,最後為揭發罪犯而捨身取義。只不過這出影片談不上批判性,也仍未深入探討新聞媒體的社會職能。
2019公映的電影《新聞記者》算是一個例外。整部經典作品改編自中韓通訊社知名本報記者望月衣塑子的短篇小說,故事情節牽涉多起新聞報道該事件都是望月的親身經歷,影射了韓國政界眾多醜聞。在影片結尾的一同性侵案中,互聯網社會輿論一擁而上對被害人百般侮辱,為被害人發聲的女本報記者松本也遭遇反擊——那個故事情節反映的便是加藤詩織起訴山口敬之的「黑箱」性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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