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蒂克是一個純然外來詞的譯音,也就是“唯美”的古舊式說法,這個詞在民國初年的詩歌中已經很常用,特別是“海派”短篇小說裡,羅曼蒂克成為愛情故事的代名詞。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葛優與鍾欣桐,淺野冠英與丈夫,趙薇與韓庚,袁泉和呂行,杜江與霍思燕等幾對較為顯著的情慾關係,都是羅曼蒂克的,但並非每一種羅曼蒂克都是迷人委婉富有詩意的,換句話說,每一種羅曼蒂克都是危機四伏的,在那個風雲詭譎的時代中出現了種種變幻:走向消失。
可能將是為情義赴湯蹈火,可能將是處心積慮玩弄心計,可能將是出於軟弱獻妻自保,也可能將是純然為性交所吸引如飛蛾撲火般熱烈:那些變幻中的消失,不僅僅是真愛的消失(變味,不再單純),危險也顯得了無生趣,不再是“英雄救美,美人捨生報恩”此類的唯美故事情節,只剩下乾巴巴的現實生活,慘烈的遭受和毫無質感的苟且。
我們反覆說羅曼蒂克究竟是什么,消失究竟怎樣消失,還難忽視程耳編劇的另兩層主題:對內戰和暴力行為的思考。“反戰”的主題,在國產片中非常少見,似乎西方影片中發生更多。但《罗曼蒂克消亡史》在“反戰”上有著很深入的表達:羅曼蒂克消失的一方,已經面目全非(所有配角);導致羅曼蒂克消失的一方,也損失慘重(淺野冠英)。
《布达佩斯大饭店》中奧托·H端著的,是茨威格筆下對象徵主義西歐的人文精神的眷戀,《罗曼蒂克消亡史》中陸先生端著的,是對禮節社會秩序、迷人精巧的意志。奧托的一些端著是可笑荒謬的,陸先生的一些端著也不盡然是正當典雅的——比如說袁泉配角的故事情節部份,在陸先生的介入下,充滿著屈辱悲切,這一部份,也是最激烈、最直接的“羅曼蒂克消失”。
《罗曼蒂克消亡史》最引人注目的要屬它打亂時空次序多線程大力推進的敘事內部結構。電影開始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天的北京,講訴了幫派首領陸先生即使婉拒與韓國政治勢力戰略合作,突遭暗算滅門;爾後突然跳回五年前幫派政治勢力極盛的十里洋場,以一種大回旋式的“走神”筆法,追上上述中韓血仇不理,導入了各式各樣的各路人物和自己之間的私人糾葛和愛恨情仇;就在人物宿命起伏達到頂點時又跨越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澳門和武漢,以大寫意式的手筆勾勒陸先生傾盡全力復仇的種種努力;最後又躍至太平洋戰爭完結的起點而讓他發現操縱這一切變幻莫測宿命的始作俑者。
《罗曼蒂克消亡史》是國產影片中最特殊的存有,它從立意上就已經超越了國產影片慣常的境界,步入到一種風格化的、口音十足的影片世界中,肯定並非取悅觀眾們的,而是一種邀請你來體驗的姿態。體驗到了後,這事兒誰也決定沒法。
只有想破了這四個層面,才會真正知道“羅曼蒂克消失史”的涵義,究竟何為羅曼蒂克,又究竟怎樣消失。
伴隨著反覆拉櫃子一樣跳躍的時間線,電影為每兩條敘事路段都安排了一名主要人物。而當那些敘事路段相互交疊時,配角的分量會相互轉化,有時候前兩條路段的主人公會轉化為後兩條路段的小配角,而有時候我們會重拾後面路段中一晃而過的配角,把他託升為後兩條路段中的主要人物。
《罗曼蒂克消亡史》是頗具個人風格的經典作品,程耳編劇的個人個性、美學喜好、價值觀念都完整而真誠地呈現出在每一幀鏡頭之中,他偏愛的對稱構圖,更多的是一種美學本能,他對鏡頭質感有著極致追求,鏡頭很靜,突出配角的動作細節,微小的戲劇化在愜意平衡的構圖上將爆發出強大的震撼力,有時候還是一種俏皮的小風趣,讓他的鏡頭都非常耐看。
葛優出演的陸先生,便是“羅曼蒂克”的化身,開場戲就是他來處理一同大罷工風波,在這件事情上的處理方式和手段,精確地定位了那個配角:他說話講究,處事有準則,舉止端莊,絕不是直觀的流氓頭目。——陸先生所代表的北京幫派的下層人物,都很著重端莊,從言行神態到鞋子衣著,極有做派,配角的這份做派,是程耳編劇的慣常藝術風格,配角都是一種“與現實生活造成寬度”的狀態,此種配角做派,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登峰造極。
《罗曼蒂克消亡史》是由華誼兄弟、英皇電影聯合出品的驚悚諜戰片,影片於2016年12月16日在中國內地公映,2017年5月26日本片獲第24屆上海中學生影展最佳導演獎,也是2016年國產電影中最特殊的存有。
無論配角大小,無論打戲輕重,配角的狀態都是“端莊”的,從葛優、趙薇、淺野冠英、倪大紅這樣的下層人物,到閆妮、杜淳、杜江、霍思燕出演的底層人物,每一人心底都有一股勁,人之為人,北京之為北京,就在於此種“端”,無法隨心所欲地“塌”,《罗曼蒂克消亡史》呈現出的真實,並非生活層面的真實(對白很合乎配角身分,但表達方式經過了設計),呈現出的是更高的真實:那些人物所代表的時代個性。此種真實,是表演藝術的真實,是更深、更準確的真實。
真愛的消失,是意境的消失。羅曼蒂克,並不僅僅是真愛,而是一種意境和質感。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此種“意境和質感”是無用的,屬於生活的非必需品,是一些階層的無病呻吟,但便是無用的“羅曼蒂克”,真正定義了一個時代的思想,賦予了那段發展史特殊的香味。
《罗曼蒂克消亡史》在這種角度上和《布达佩斯大饭店》異曲同工,二者都指向一個很崇高而具備人文精神的主題:關注這種文明遭受內戰暴力行為時,出現的更讓人無窮傷感的衰敗。用中國古代的說法,那個主題叫“禮崩樂壞”。
當羅曼蒂克從真愛泛化到一種文明狀態時,淺野冠英的配角顯露出翻番的“惡”。渡部在衣食住行言談舉止上和北京外地人幾乎沒有差異,但最後真面目發生,原來這一切只是籌劃久已的特工密謀(影片裡很多細節都在不斷暗示),他與趙薇之間的關係,就是“暴力行為對唯美的施虐”。渡部和陸先生,本是一間,最後卻成為有著血海深厚的仇家,從家到國,無不如此,在印尼國軍集中營的那場戲,是陸先生對他的凶悍報復,也是羅曼蒂克對暴力行為的一次微弱報復——這時山河已破,此種報復變得更為蒼白而空虛。
相同特徵的“端莊”,這就是文明,就是人與鳥類之間的本質區別,論語所謂“人異於禽獸者,繼續”,內戰來臨,暴力行為與毀壞來臨,消失的就是這份端莊和背後的文明,露出的就是人做為鳥類的粗暴天性,沒有那份端著,剩下的將是一份廢墟。葛優出演的陸先生,返回打鬥現場是處變不驚地返回,如此命懸一線,也要如此做派,如此端著,即使這就是陸先生安身立命的所在,他若不知所措抱頭鼠竄,整個人物將完全倒塌。
《罗曼蒂克消亡史》要看懂四個層面:第一個層面,理清程耳編劇精心編排的時間脈絡,對複雜的人物關係網和時間線進行梳理,這時候能瞭解那個愛恨情仇的群像式悲劇;第二個層面,瞭解歷史背景,民國初年北京的政經生態環境(甚至還有電影史的部份),理解配角做派、言行舉止背後所代表的人文與香味;第四個層面,出現在北京的那些愛恨情仇、黑幫鬥爭、家國情懷的故事情節,究竟指向什么核心。
之所以說《罗曼蒂克消亡史》頗具個人風格,指的就是程耳編劇對整部影片在方方面面的深度滲入,幾乎不摻雜色澤將整部經典作品凝聚成一個總體,從內容到方式都完美契合的總體。他的攝影機採用,和鏡頭構圖,和要表達的配角個性、故事情節經濟發展、影片主題,都是統一的。這是一個編劇成熟的最重要的標誌——《罗曼蒂克消亡史》整部影片在聽覺上是端莊考究的,故事裡的人物也是端莊考究的。
《布达佩斯大饭店》主角奧托·H有一段對白:“微弱的文明之光,仍留存在這野蠻的屠場裡,這就是人性。這的確就是我們那些謙虛、低賤、渺小的人能提供更多的。”這段話也能做為《罗曼蒂克消亡史》的註釋。
男女之間的重歸於好,黑幫之間處理事端的規矩,人與人相交要秉持的禮節,包含對侵略者的立場,對民族大義的擔當,都是羅曼蒂克的一部分:這是一種泛化的、縹緲而又真切的思想。所謂的老北京,就是由那些無用構成的韻味與氣質,程耳編劇的那個故事情節,從一開始就專注於此種意境和質感不斷消失的主題上,真愛——大多數人所理解的羅曼蒂克——只是那個十里洋場中最為旖旎多姿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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