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11時,捐贈者也被大力推進了病房,負責管理的是另一個團隊,自己小心翼翼地摘掉那張屬於逝者的面孔。下午0時10分,團隊阻斷了最後兩條靜脈,捐贈者的臉孔連同骨頭、關節、脊髓總算被摘下來了!
他口袋裡放著安德魯的二維面部數學模型,在小療養院跟捐贈者作仔細比對,發現不論是膚色、線條、O型都很相符。慈善組織最後沒讓人沮喪,領到了捐贈者親屬的同意,整臉移植手術只剩下最後一個步驟。
外科手術團隊從他的下眼瞼割下第一刀,繞開鼻樑,到另一下眼瞼,再到嘴巴,接著到頸的上方,把大半張臉割出來,但保留了他完好的眼和臉頰。
2011年,安德魯·德賈斯丁(MauriceDesjardins)被槍械毀容,他的上下頜、嘴脣、耳朵都毀掉了,雖然經過數次整形手術,他的外貌仍沒能恢復。嘴巴合不上,舌頭無處放,呼吸要倚賴食道造口,耳朵只剩下三個鼻子,嗅覺全無。他每晚都在持續的痙攣中醒過來,可以說是生不如死。
當他曉得有面部移植的機會時,總算找出一絲活下去的希望,但這並非一個說做就做的外科手術。外科手術比較複雜,死在外科手術臺的信用風險十分高,術後的恢復保健也要考驗他和父母的意志力,更何況,這背後還牽涉到著倫理道德問題。不論是醫師、患者、親屬都要有十足的抗壓準備。
歷經5年的計劃和預備,在2018年5月的一個大清早,博蘇克醫師接到了消息,說附近的一家小療養院有一個剛逝世的患者可能將適宜,請他去評估一下。
與此同時,早在兩天前就走進療養院的安德魯,服下了大量抗生素,以減少接受面孔移植後發生的排斥反應。中午4時,安德魯被大力推進了病房,開始長達17半小時的摘臉外科手術。
外科手術成功後兩年,他還是要用水管排便,依然無法合上耳朵,說話模糊不清。但是,當人問他是不是生氣,他趴在椅子上,握著妻子的手提問:“這一切都是值得的!”妻子也面帶微笑回望丈夫既陌生又熟識的面容。
至於安德魯,他則要接受醫師醫生的評估,看一看他在心理上能否忍受得起換臉,會不能發生身分尊重的問題,直觀而言,就是要試驗他與否足夠多勇敢。
安德魯每晚都要吃一堆藥來對付排斥,這藥讓他的抵抗力大為上升,以致於最尋常的哮喘對他也是心靈之敵。他每星期都要回療養院檢查和,來回4半小時的車程讓他和丈夫都疲累不堪。
“換臉人”只不過在藥理學倫理道德應用領域並非什么大難題,即便換兩張臉跟克隆人的概念不可同日而語,相對於外界的觀點,“換臉人”最大的問題還是在被告自己,他們能否克服內心深處對自我身分的茫然,換句話說能否重新創建起對自己的認知,這才是最大的困難。
外科手術成功後一週,安德魯才從昏迷不醒中醒過來,他第二次看見他們的新外貌。
“一開始我有點兒懼怕,即便鏡子裡的人,既並非我,也並非他(捐贈人),是我們的合而為一。”
即便對人類文明而言,“他們是他們”是一切生活的出發點,假如你都不普遍認可鏡子中的人代表“我”,那生活還有什么象徵意義?從那個角度看,安德魯做得挺好,祝他一切順利!
荷里活以前有一部大片叫《变脸》,說的是聯邦政府特工與匪幫大佬換上對方臉之後鬥智鬥勇的故事情節。在以前,整部影片能歸入科幻電影,但現在,換臉技術已經不再是希臘神話,澳大利亞就實行了一例換臉外科手術……
丈夫為的是照料他,辭掉了工作,家中的經濟發展也發生了問題。他為此陷於了失望,好在丈夫善解人意,對他不離不棄,引導他踏進了陰霾。
自己馬上遷移到安德魯身處的病房,把捐贈者的臉放上安德魯的頭,開始接靜脈。下午2時,團隊鬆開了靜脈夾,安德魯臉上開始泛出紫色,所有人都曉得大功告成。
“我從最開始對鏡子的絕望和排斥,到最後接受了現實生活,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但我成功了,即便這一切都是我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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