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貧富無關,我們都面對這一個不完整的世界
馬斯洛經典的市場需求方法論把人類文明的市場需求由低到高分為的是四個層次:生理、安全、社交、認同和自我實現。《寄生虫》裡的基宇一間處在最低的生理市場需求,而《血观音》裡的棠氏家族則處在最高的自我實現市場需求,但他們所做的事情卻都是一樣的,那就是不擇手段自私的去滿足自己的市場需求。過去我們總把一個人的行為與他的生存條件掛鉤,總把貧困當做能發錯的藉口,但只不過我們都面對這一個不完整的世界,窮人有自己的慾望,富人有自己的苦惱,一切與貧富無關。
“家中夜裡如果一開燈,跳蚤立刻就會到處竄逃的躲起來”這是《寄生虫》裡男主基宇的爸爸對妻子(宋康昊)說的一句話,也是對他們一間現狀的形容:一間三口趴在大宅裡享受最豪華的食材嘮著最家常的嗑,但這一切都不屬於他們自己,如果主人樸副社長忽然回去,他們就得像跳蚤一樣的到處躲藏。影片的前半部份講訴的一間人怎樣連環下套步入樸副社長家的過程,後半部份卻風雲突變發現寄居在這兒的還有樸副社長的前保姆,只好引起了一場不可收拾的結局。
這三部影片儘管白色的基調為主,但也都給我們透漏了光明的力量:《寄生虫》裡基宇最後總算找出了人生的計劃:努力奮鬥購得新房子挽救母親;《血观音》裡喪失的棠寧也是全片中真正有血有愛的代表。生活就是這種,總有許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我們要做的是在那些不如意之中,找尋生活的希望。就像黑夜給了我們白色的雙眼,那我們就剛好用它來找尋光明。
《寄生虫》VS《血观音》:底層的求生與頂層的自私
《寄生虫》:跳蚤通常的宿命,一世一樣的福利待遇
“世上最可悲的並非眼前的刑罰,而是那無愛的未來”這是《血观音》最後拉開帷幕時的一句話,也是對整個棠氏家庭的一句歸納。棠氏家族原本就是企業界裡的王室,又在父親棠夫人(惠紅英)的率領下處心積慮,官商勾結,製成了最有政治勢力的家族,且其背後卻犧牲了所有的人性、友情與親情。夫妻倆之間為的是各自自身利益互相偏見糾纏與煎熬,表面上活得像如來一樣的慈悲,內心深處卻像撒旦一樣的陰險。這就是《血观音》裡展現出給我們的社會下層家庭的面貌。
電影是現實生活的一面鏡子,許多生活中我們難以言語或是羞於言語的事情,在電影中能獲得較好的表達與傳遞。2019年的日本電影《寄生虫》憑藉著一個日本底層家庭向上層社會寄居的故事情節,反映了日本貧富階層差距和人性自私貪婪,一舉榮膺第72屆戛納國際影展影片獎金棕櫚大獎,成為了日本電影的新標杆。但此種反映社會現實生活和人性的電影並並非日本人的專利權,早於2年前的中國臺灣第54屆金曲獎影片獎《血观音》也做過同樣的事情。
《血观音》:如來一樣的容貌,撒旦通常的心腸
《寄生虫》通過窮人寄居富人家庭裡的故事情節反映了日本貧富差距嚴重,窮人被壓迫的沒有生存空間,心甘情願地淪為病菌的現狀。電影引起了現代人兩方面的思索:第一,社會象徵意義上上看,資源分配不均,富人斂積大量財富引致窮人難以生存,那個鍋得富人來背,而且最後宋康昊殺掉了樸副社長。第三,人性角度上上看,基宇一間淪為病菌,得寸進尺貪得無厭,釀成大錯,這鍋的窮人來背,而且前保姆的妻子殺掉了基宇的妹妹。這互相對立的三點思索讓《寄生虫》成為了一部引起強烈社會探討的影片。但總體上來說,它還是站在窮人的視角里看見那個不完整的世界,假如站在富人的視角里看,那個世界與否完整了?那就得看《血观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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